就《生态环境法典（草案）》中“水污染防治”相关条款，提出部分可操作的修改意见，愿中国大地处处绿水青山。

　　建议：在公布名录与风险管理条款基础上，补充规定：名录动态更新周期、纳入/退出标准、重点行业清单、企业风险评估报告的核心要素与格式，并与排污许可、执法检查实现“一表贯通”。（现条已要求公布名录并实行风险管理、企业监测评估并公开信息。）

　　立法理据：名录制度的效力取决于“可更新、可核查、可追责”。若缺乏统一要素和程序，信息公开可能碎片化，难以形成执法证据链与风险预警链。

　　建议：对排放名录物质者的“排污口和周边环境监测”增加最低技术要求：地下水/土壤/地表水点位设置原则、在线监测适用情形、数据留存期限、第三方校准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周边监测的核心在于证明“未外逸/已外逸”，必须具备可比性与证据效力，否则难以支撑损害认定与责任分配。

　　建议：在“危险化学品企业应防止消防废水、废液直接入水”基础上，补充“必须配套事故池/应急截流设施、关键阀门分区控制、演练与第三方评估”以及“不具备条件不得投产/限期整改”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事故污染往往“一次致命”。把工程性预防措施写入强制义务，风险前移，降低事后修复与公共健康成本。

　　建议：对“立即启动预案并报告”增加最短时限（如1小时内初报、24小时内续报）、报告内容清单（污染物、估算量、扩散路径、拦截措施、下游取水口影响）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水污染具有流动性与跨域性，报告越早，处置越有效；内容清单化可减少“选择性披露”。

　　建议：在“至少每季度公开一次”基础上，明确公开内容应包括：水源地水质类别、关键指标超标风险、供水厂出水、末梢水抽检、应急备用水源与处置提示，并要求统一平台发布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信息公开的目的不是“发布”，而是“可用”。结构化公开可提高公众自我防护能力，也倒逼供水与监管协同。

　　建议：草案允许在保护区内采取禁止/限制含磷洗涤剂、化肥农药及限制种养殖等措施，建议补充：启动条件（如富营养化风险、总磷超标趋势）、风险评估与听证程序、过渡期与补偿安排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禁限措施牵涉农业生产与民生消费，需以“科学评估+程序正当”增强可接受性与可执行性。

　　建议：在入河排污口新设/改设/扩大的同意制度上，明确其与排污许可的衔接：未取得排污许可不得申请排污口；排污口同意应以流域总量控制、纳污能力评估为前置条件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排污口是“入水最后一公里”。把它纳入许可与总量控制，可防止“口门合法、排放失控”。

　　建议：草案对入河排污口的定义涵盖管道、沟、渠等通道；建议进一步明确：雨污合流溢流口、初期雨水排口、应急排口、渗排设施等纳入监管范围，并分类管理。

　　建议：不达标水功能区除重要民生工程外严格控制排污口；建议明确“重要民生工程”范围、不得降低标准的底线，以及必须同步落实提标改造/削减量替代（新增量必须以等量或倍量削减抵消）。

　　建议：对地方政府组织排查整治、明确责任主体、分类管理的规定，补充：年度全覆盖目标、排口编码、在线地图、公示与动态更新机制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排口治理贵在“底数清”。数字化台账可降低执法成本，提升跨部门共享与社会监督效能。

　　11.解决“共用排污口”责任不清：引入“牵头责任人+连带责任+协议备案”

　　建议：草案规定共用排污口责任主体应加强监测并开展监控和自动监测；建议增加：必须确定牵头单位，对超标承担先行责任；其他共用单位承担连带责任；共用协议与分担方案报备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“多人共用”最易出现“搭便车”。牵头+连带可显著提高守法激励与风险内化。

　　建议：在“国家推行重点行业企业污水治理与排放水平绩效分级”基础上，补充：分级指标体系、与差别化监管（抽查频次、信用惩戒、绿色信贷）的联动规则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绩效分级的价值在于“精准监管、减负增效”，需要明确激励约束接口，避免停留在倡导层面。

　　建议：草案要求调查治理、公布清单、建立长效机制、防止返黑返臭；建议补充：整治责任到部门到河段、治理期限、信息公开与群众监督渠道、考核与问责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黑臭治理易“运动式反弹”，长效机制需要责任链条与可核查的绩效指标。

　　建议：在重点区划定与准入、隐患排查、风险管控要求基础上，明确重点区分级（Ⅰ/Ⅱ/Ⅲ）、污染源清单化管理、建设项目环评与防渗条件清单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地下水修复周期长、成本高，必须“分区分级”才能实现精准投入与风险最小化。

　　建议：草案要求防渗与建设地下水监测井；建议增加：地下水污染防治保证金/责任保险/第三方托管，用于长期监测与潜在修复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很多污染暴露在企业退出后，财务保障可避免“污染遗产”转嫁为公共负担。

　　建议：在明确禁止行为基础上，补充：现场取证规则（无人机/遥感/在线水质）、“发现即责令停止+限期清除+生态修复”的组合措施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地下水污染隐蔽，执法必须提供可操作的证据与处置工具，才能提高威慑。

　　建议：草案在泉域与岩溶强发育区规定不得新改扩可能致污项目；建议补充：确属重大民生/国家战略项目的，应设置更高门槛（替代选址论证、零排放或近零排放方案、第三方论证）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脆弱区一旦污染，恢复几近不可逆；通过“更高审查门槛”体现保护优先与比例原则。

　　建议：草案已规定国家支持建设、地方统筹规划并保障正常运行；建议进一步写明：运维经费来源（财政+使用者付费+绩效奖补）、管护主体（村集体/第三方/县级平台公司）与最低运维标准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农村治污最难在“运维”，不把责任与钱写清，容易形成“晒太阳工程”。

　　建议：草案要求推广测土有机配方施肥；建议补充：重点流域/保护区内建立“养分管理计划（N/P平衡）”制度，与补贴、绿色认证、农业面源考核挂钩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面源污染的关键是“总量与时空错配”，处方化与平衡法能把“倡导”变成“可核算、可考核”。

　　20.畜禽养殖污染防治：从“设施运转”升级到“承载力约束+资源化去向可追溯”

　　建议：在要求建设利用/无害化设施并保证正常运转、达标排放基础上，补充：禁养限养区与环境承载力衔接、粪污去向台账、还田上限与禁施期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单靠末端处理无法解决区域性超载；资源化必须“可追溯”，否则容易“处理达标、还田超载”。

　　建议：草案要求尾水达标排放，并对工厂化及统一排污口集中连片养殖要求自行监测；建议补充：达到一定规模/密度的淡水养殖同样纳入自行监测，明确氨氮、总磷、COD等各类污染物指标与公示要求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养殖尾水对局部水体富营养化影响显著，规模化主体具备监测能力，应承担更高注意义务。

　　22.重点流域“统一规划、标准、监测”建议加入跨省执法协作与争端解决机制

　　建议：草案提出建立联合保护协调机制，实行统一规划、标准、监测、保护措施；建议增加：跨界断面超标的联动执法、证据互认、协商不成的裁决/仲裁式机制，以及与生态补偿的衔接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流域治理的痛点是“上游排、下游担”。没有争端解决与协同执法，统一机制难落地。

　　23.“总磷控制方案”建议一切水域扩展为可复制的“污染物、富营养化要素专项治理条款”

　　建议：草案对一切水域要求制定各项污染控制方案，并对各个河段更严管控，企业应监测并公开；建议增加授权：对其他存在富营养化突出问题流域，可参照建立“各项污染物要素专项治理”，并与饮用水源保护区禁限化肥农药措施联动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各项污染物、富营养化具有普遍性与区域差异性，设置“可复制的要素治理授权条款”比只点名重点流域更具体系弹性。

　　24.“水污染防治资金”条款建议增加“专款专用+绩效评估+社会资本进入规则”

　　建议：草案要求政府安排必要资金并列举科研、调查评估、流域治理、管网维护、排口整治、黑臭整治、地下水保护、应急处置等用途；建议补充：资金专户管理、绩效评估公开、与排污收费/环境税等政策工具的统筹，以及PPP/第三方运维的合规边界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资金条款从“能列举”走向“能落地”，关键在财政纪律与绩效透明，否则难形成可持续治理能力。

　　25.增设“水污染事件的民生保障衔接条款”：把农业损失与社会保障兜底写进法典

　　建议：建议在事故应急与饮用水安全章节衔接增设条款：对因水污染导致的集中供水中断、农田灌溉受限、农产品风险处置等情形，地方政府应启动临时救助、医疗费用保障、就业与社会救助衔接；对受影响农户可通过政策性保险、救助资金、生态补偿等方式实现快速救济（并与“农田灌溉用水水质标准”条款协同）。

　　立法理据：水污染不仅是环境问题，也是公共健康、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问题。把“救济—保障—恢复生产”的通道写清，有助于在重大事件中实现风险社会化与治理韧性。